马未都这个名字想必喜欢收藏的人们都不陌生，他创办了国内家私立博物馆——观复博物馆。然而博物馆设立指路牌，却无处申请审批，无奈之下只好自己竖立了一个指路牌，多年来，多次被相关执法部门摘掉，近的一次是上个周四。他在博客中描述了“装路牌的十年坎坷路”。（9月19日中国广播网）

　　申请立一块指路牌，相关的部门都说不归自己管。而为什么不能受理，有的部门的回答居然是“不为什么”。然而等你自己立起来了，相关的部门又都来制止、处罚。指路牌当然不可以随便立，但总该有合法的路径。执法部门既然认定自立路牌不合法，指出了违法的缘由，就有告知怎样做才合法的义务。如果自立路牌属于法律空白地带、法无禁止，政府部门就无权制止和处罚；而既然是依法管理，就不可能不存在相关法规。各部门为何全都“讳莫如深”？

　　更吊诡的是，不许私立指路牌的地方，却有一些指路牌一直屹立不倒；拨打路牌上的报装电话，对方在身份上表现得很神秘，称只要每年交1.5万元，他们给立牌后就合法了。合法与不合法的界线就是交钱，不用说，这个“指路牌许可”成了什么部门、什么人的生意。公共资源成商品，并不新鲜，比如某些城市的人行道被城管部门拍卖，变成“收费停车场”；比如一些海岸线要么被圈起来，要么承包给企业或个人，承包人向政府交了钱，公共地带便成了私有地盘，用于谋利。

　　一个小小的指路牌每年竟要收1.5万元费用，“许可人”神秘兮兮，或许是他们自己也觉得这种行为不够磊落。抑或是相关部门都有分红？否则为何全都避谈合法立牌渠道？打击“非法立牌”上为何那么步调一致？

　　即便相关部门都是清白的，1.5万元立牌费与他们或大多数部门无关，不告知合法立牌途径的做法也不是政府部门应该有的表现。政府行政行为，不管是执法，还是审批，本质上都是公共服务。服务概念上，合格的服务与服务的终极目标是被服务者满意，满足被服务者的合理需求。

　　“指路牌十年坎坷”的故事，给当前的行政改革、政府转变职能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与课题：政府的服务意识与职能，应与审批权的减少呈反向加强，并完善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体系建设。（马涤明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