媒体曾以《重名的广场南路，咋就用起来了？》为题，报道了河南郑州高铁东站旁的“广场南路”与先前官方正式命名的其他道路重名，显然违规一事。当时郑州市地名管理办公室表态进行“集中整治”，但2年多过去，且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正式命名通告也已半年有余，违规情形依旧。

　　一条马路叫什么名字，原本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但在这个大数据年代，作为城市窗口的高铁地带，硬是搞出一条重名的马路，这会给很多按“名”索骥的市民带来不小的麻烦：比如导航没法选择，比如快递没法投送，比如周边业态也会遭遇“名不正”的困扰……按理说，路名重名，纠错就好，但扯皮推诿，活生生让“广场南路”拖延成历史问题。2年过去，这个皮球被踢到了外太空，无人应接。

　　来看看相关部门的说辞吧：郑州地名办的说只负责起名字，郑州东站地区综合管理办的说这非业务区域，郑州郑东新区管委会将之推给了交警，郑州市交警支队八大队则说“谁设置谁整改”……看起来人人都是责任人，较真起来人人都不是责任人。难怪网友要戏谑诘问：这路牌，莫非是ET留在郑州高铁东站的标识？

　　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：作为权力部门，都知道路牌重名了，都忙不迭规避职能责任。要命的是，按照纸上的游戏规则，可能这些部门都挺“无辜”，终都能卸责成功。但虚掷在其间的监督成本与社会交易成本，谁来负责呢？比如，换个路牌，500块钱，但市民因为路名重名而延误高铁班次，2年下来，可能要50000块钱；再比如这种重名现象对城市公共治理能力的伤害，可能会影响投资客对行政作为的误判，错失了5000万的投资；还比如2年的重名雷打不动，使得市民对公共决策的信任度大减，那么，制度执行的成本可能就要支付不可估量的代价……这些成本叠加起来，几块路牌，也许就不是小事情，是所谓因小失大。

　　推诿扯皮，见怪不怪。此前，经济学者樊纲在《人间的“扯皮”与科斯定理》中提出一个说法：我们生活中处处事事都在与人打交道；我们生命的一大部分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“扯皮（被人扯和扯别人）之中耗掉的；社会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，就是消耗在扯皮之上的。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•诺思和约翰•瓦利斯曾试图测算美国经济中交易成本占资源耗费总额的比重：研究发现，提供交易服务各部门所用掉的经济资源，在一八七○年占美国国民总产值(GNP)的百分之二十五，而在一九七○年增长到百分之五十以上。

　　当然，有些交易成本没法避免，这就像再美好的制度总会有例外的BUG一样。但从现代治理来看，就像制度经济学对“产权明晰”奉若圭皋一般，权力者对“责权利对等”的明确，是要义。眼下，自上而下在止慵治懒，各地也都在晒权力清单，但真正要紧的，还有“清单外”的事情。就像一块路牌，也许都不在这些部门的“清单”之内，但从权力伦理出发，哪家不该把这活儿揽下去？都不做，你还不能称之为不作为，只能泛泛地怪制度——就算骂他们“为官不官”，巨额交易成本也不会因此就烟消云散。

　　群众路线“收尾不收场”，大概的意思，起码要让群众有路可走。一块路牌，折腾了两年，究竟是谁的责任呢？这个问题，恐怕只有首问负责制能解决：也就是说，尽管在规定上不是你的责任，但民众找不到具体责任人的时候，相关被“首问”的部门要接单，要带着问题找下去。不然，扯皮经济学迟早会拖垮了改革的红利。